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5大变异现象
由于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建立、新型的全球分工格局已经出现、人口结构逐渐向老年社会过渡、城市化进程已经度过其加速期、重化工化阶段已经完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支撑点已经开始步入其边际递减或总量衰退的变异阶段，出现以下5大变异现象：
体制转轨带来的资源配置效应开始衰退。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完成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标志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对于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作用已达到顶点，未来进一步市场化所带来的制度红利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步入强烈的递减区域。计量表明，市场化改革是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其平均贡献率达到15.89%。但是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全面的推进，它对中国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作用开始步入递减区域。其贡献率从1990-1999年的23.69%下降到2000-2008年的8.56%。
全球化红利开始步入平稳发展阶段，国际贸易的加速增长将被贸易平稳增长所替代。中国高达60%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历史上任何大国经济的极限。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转、全球分工体系格局日趋稳定、中国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国际市场容量、出口退税政策难有提升空间、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压力以及逆周期的贸易政策盛行六大因素的影响，未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难以维持，并将步入递减区域。
工业化虽然进一步发展，但第二产业对整体经济的主体效应和带动效应已远不如从前那么高速增长。中国工业化已达到重化工化的顶点，工业占比已经达到历史和国际的高位，在工业产能过剩严重、资源与环境等瓶颈因素日益突出、投资效益开始下滑、技术鸿沟日益扩大等因素的约束下，中国工业化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必将面临巨大的变革，传统工业化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将步入其衰退期。
人口红利已渡过拐点，人口负担的反向效应开始出现。中国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口负担系数的大幅提升将直接导致中国储蓄水平以及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
城市化虽然依旧会稳步提高，但其产生的增长冲击力量在加速回落。中国城市化率虽然与世界平均水平差距较大，但平稳发展带来的经济增长冲击将低于2000-2008年的水平。
“次高速增长时期”的六大规律
这些变异现象将使我国经济增长的未来源泉可能转向“消费率提升”、“城市化加速”、“服务业发展”、“技术创新与技术深化”以及“社会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等五个方面。计量表明，中国消费率每提高1%，带来的GDP增速的提高将达到1.5-2.7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均GDP将提升2.25个百分点；服务业占比每提升1个百分点，可带来经济增长提高2个多百分点；社会改革与政府体制改革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空间可以与前期市场化改革相比拟。
考虑各种增长源泉的变异，利用模型模拟预测，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将步入“次高速增长时期”，并呈现以下6大规律：
一是目前世界经济危机并没有改变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趋势，未来4年内的经济增速依然将保持在9%左右。
二是中国经济增长轨迹的变化将被缓慢启动。
三是在增长轨迹转变的进程中，新增长源泉对传统增长源泉的替代使中国经济增长一方面依然具有高速经济增长的态势，另一方面也将出现总体缓慢下降的趋势，中国经济将步入一个较长时期的“次高速经济增长时期”。2008-2012年的平均增速将达到9.0%左右，2013-2022年将达到8.2-8.8%，2023-2032将达到7.3-7.6%。
四是对未来“次高速经济增长”的要素分解表明，未来各种要素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发生巨大变化，资本因素将下降，而技术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大幅度提升，劳动因素将在15年左右的平稳期后出现上扬的态势，但从绝对额来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依然具有的“高储蓄、高投资、高资本与高速度”的特色。在2008-2032年期间，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将发生巨大的变化。2008-2012年支撑经济增长达到9.65%的核心因素依然是资本和TFP，其贡献率分别达到68.5%和26.25%；2013-2022年支撑经济增长达到8.54%的核心因素也是资本和TFP，不同的是，资本的贡献率平均降低了7.8个百分点，而TFP的贡献率提高了7.12个百分点；2013-2032年支撑经济增长达到7.48%的核心因素依然是资本和TFP，不过三种投入的贡献率有进一步较大的调整，与前两个阶段相比，劳动的贡献率分别提高了2.46和1.41个百分点，资本的贡献率分别下降了18和10.2个百分点；而TFP则与前两期分别提高了15.85和8.73个百分点。
五是从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来看，未来“次高速经济增长”的结构都处于良性调整的过程中，但调整的速度较慢，人们所期望的快速的结构性调整与快速的增长方式转变并没有出现。与此同时，调整的模式具有明显的需求先导型、产业内部深化等特点。从供给结构看，在2008-2012年间、2013-2022年间与2023-2032年间三阶段中，农业的贡献率分别为4.31%、3.91%和3.62%，工业的贡献率分别为54.32%、54.93%和53.02%，服务业的贡献率分别为41.63%、42.03%和44.86%。从需求结构来看，在2008-2012年间、2013-2022年间与2023-2032年间三阶段中，消费对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1.06%、42.27%、46.96%；投资贡献率分别为49.12%、47.61%、45.61%；而净出口的贡献率分别为9.81%、10.12%和7.43%。
六是人们原来所想像的“内需驱动模式替代外需驱动增长模式”、“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替代投资主导增长模式”、“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增长模式替代资源密集增长模式”、“服务化驱动增长模式替代工业化特别是重化工化驱动模式”的增长模式大转变并非想像得那么迅猛。具体表现为：第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2008年以前出现一个明显的转折性的变化，全面扭转了消费贡献下滑的趋势，并且在15年之后消费贡献率得到了明显回升，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回升的势头总体来说要比很多学者所想像的速度要慢得多，消费占GDP的比重出现回升基本要到2015年后才会出现，并且到2022年左右该比值才会回到2001年的水平；第二、净出口的贡献率在这轮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将出现一个明显的回调，到2022年后才会出现明显的回落，因此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变过程也比很多专家相像得要慢长；第三、投资计量结果与要素测算结果基本一致，即资本依然是未来2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因此，投资贡献率虽然处于下滑的状态，但是它在GDP的占比将在未来8年内出现持续提升的现象，到2020年左右才会出现明显回调。
政策取向应坚持“六大动态平衡术”
因此，我们一定要在注重转型调整的同时，防止急于求成的思想和运作，漫长的增长模式转变中需要坚持“六大动态平衡术”：
在需求结构转型过程中必须注重总需求三驾马车的动态平衡术，外需驱动转向内需驱动并不是等于简单降低净出口的规模,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也不是等于单纯地压制投资的规模。中国出口投资驱动增长模式不仅有其深厚的国际分工体系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具有内部储蓄基础，调整出口-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不仅依赖于传统粗放的开放政策和投资政策的调整，更要依赖于国际分工环境和内在分配-储蓄体系的变化，简单进行压低出口和投资的转型方法只会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在需求快速下滑与结构冲突激化的双重压力下出现崩溃的局面。
在城市化加速的进程中必须重视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平衡，城市化带来的投资和消费的增长是以全社会的社会改革为前提的，城市化的速度快于社会改革的速度不仅会带来城市化成本急剧增加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很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结构崩溃的导火索，使高速经济增长失去稳定的社会环境。
工业化驱动模式向服务业驱动模式转型中必须高度重视服务业与制造业、服务业与消费之间的互动，而不能简单通过打压工业投资和工业发展来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也不能通过简单提高服务业的投资来增加服务业在GDP的份额。进一步工业化、消费水平的提升与服务业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依然是服务业增长贡献率进一步提升的三大要点，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层次化分类处理。
在向新技术、新能源、新产业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进程中，必须重视需求型技术变迁与供给型技术变迁之间的匹配，重视产业的技术基础与经营基础的匹配、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匹配，避免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盲动症驱使下，陷入“新能源陷阱”与“动态比较优势狂躁症”之中。
应当重视后工业社会目标与工业化社会目标之间的平衡，避免过度利用后工业社会的目标来评判工业化发展的各种措施，防止出现盲目跟随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措施，使我国政策目标出现“内在冲突”、“目标无解”的困境。
中国社会与政治结构往往需要中国经济应当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未来中国经济在增长模式转变和新轨道运行的进程中依然有保证高速增长的基础，增长目标不宜进行大幅度的压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变轨并非与高速增长存在必然的冲突，“在高速增长中调结构”不仅过去是今后依然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报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一、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速度不宜过猛，在坚持“在高速增长中调结构”的原则下，目前“速度”问题依然具有首要性和战略性。
第二、应当将社会结构转型速度与经济转型速度之间的矛盾作为当前政府需要解决的核心矛盾，全面解决社会转型滞后带来的各种问题，使中国经济在以“社会改革”为核心的第二次大改革中获得“第二次生产力大解放”，因此，应当加速社会保障体系、收入分配体制以及其他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并制定相应的社会改革长期规划，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改革。
第三、可以适度调整目前以“反危机、防恐慌”的短期应对政策，转向以经济转型和培育新增长源为着力点的、兼顾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第四、投资政策不宜大调整，中国依然需要较高的投资增速。
第五、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特别是初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当成为改革的核心要点，但应当注意改革的次序，居民收入在GNP占比的扩大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不宜因工资体制的调整对萧条期的企业带来过大的成本负担。
第六、积极、稳健推进城市化进程，探索并推进农村土地，尤其是宅基地的资产化将扩大城市化的资本供给，进而扩大国内需求。农村改革与城市化改革速度应当匹配。
（本文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09年第三季度主报告要点。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东海证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