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泰晤士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阿纳托尔·卡列茨基评价其最近出版的新书《资本主义制度4.0》时说，该书讨论的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在这场金融危机后将走向何方。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前三次变革是：19世纪初主张实行自由贸易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制度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由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开创的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货币主义，而“资本主义制度4 .0”指的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第四次变革。西方经济发展史表明，一次严重经济危机(或衰退)往往也是经济理论发展和创新的转折点。
“无形之手”式微 政府干预唱戏
15、16世纪是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首先在西欧，社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到18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发生以大机器生产和广泛采用蒸气动力为标志的工业革命。1785年蒸汽机开始生产，包括火车、轮船等所有大机器都因有蒸汽机带动而飞速运转，整个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面貌大为改观，这就是人类史上第一次产业革命。继英国之后欧洲大陆和美国、日本等国全力推广蒸汽机，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
在欧洲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过程中，经济学鼻祖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了市场经济由“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的理论。1759 年，亚当·斯密出版的《道德情操论》反复强调，追求自我利益的人常常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着走……最终促进了全社会的利益。书中谈到自利贪婪只是在市场条件下资本化的人格，因此告诫世人要讲道德。1767-1776年，亚当·斯密写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此书实际上是《道德情操论》的续篇，被称为“第一部伟大的完整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由封建社会进化到商业上互相依赖的新阶段，就需要产生新的制度，例如工资由市场决定而不由行会决定，企业自由而不要政府限制。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即人们所说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也就是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抽掉“道德”、“制度”等要素，全力推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反对政府干预。
自1861年美国共和党执政的50多年间，政府基本上实行自由放任特别是不干预大企业垄断和谋取暴利的经济政策，直到1929年股市暴跌引发 30年代大危机和大萧条。“大萧条”宣告了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的破产。1932年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竞选总统期间颂扬政府，把政府看作是希望所在。他说：“面对着这样一个经济专制，美国的公民只能求助于有组织的政府权力。……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政府对公民负有某些义不容辞的责任，其中包括保护家庭和家宅，建立一种机会均等的体制，以及对不幸的人提供援助。”
1933年3月4日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后实施“新政”的核心是加强政府干预，诞生了宏观经济学，即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协调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罗斯福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宏观调控和干预后，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激动不已”，他在《纽约时报》发表了“致罗斯福总统的公开信”，建议通过财政赤字刺激经济。1933年5月28日，凯恩斯与罗斯福会面时说：“你们每月支出一亿美元，美国经济将会破产；每月支出两亿美元，美国经济将持续萧条；每月支出三亿美元，美国经济就能走向复苏。”凯恩斯认为，政府支出一美元用于援助公共工程或任何其他项目，就会创造四美元价值的国民收入。
1935年末，凯恩斯写成《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部名著，他认为通过政府的充分就业政策可以使经济从衰退中得到恢复。日本福井县立大学经济学部服部茂幸教授在日本《世界》月刊2011年10月号发表文章介绍：“凯恩斯在其著作中曾经这样说过，投机者如果仅仅是企业发展潮流中漂浮的一个个泡沫，那倒无妨。一旦企业也成为投资旋涡中的一个个泡沫，那么问题就大了。如果一国的资本成为赌博活动的工具，那就绝没有好的结果。”凯恩斯在其金融不稳定假说中，描述了投机行为可能扰乱金融稳定，并在金融与实体经济交互作用下导致经济危机。凯恩斯认为，市场机制不能保证市场出清，政府有必要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运行。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不仅挽救了大危机中的西方经济，而且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石，西方国家几乎都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但是，西方国家政府干预过度，普遍出现扩大社会需求和超前消费，甚至“寅吃卯粮”。美国长期过度消费和过度依赖海外石油等资源，从20世纪70年代起西欧国家相继实行高工资、高消费和高福利政策，导致很多国家政府债台高筑。随着财政赤字扩大和国际石油等能源价格暴涨，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经济陷入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与通货膨胀加剧并存的“滞胀”困境，沉重打击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凯恩斯主义失灵。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终结
随着凯恩斯经济学的退潮，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再一次重塑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1979年撒切尔夫人担任英国首相和1981年里根担任美国总统后都遵循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日本经济学教授服部茂幸指出，他们“将大政府、福利国家等这些支撑着二战后西方经济的框架统统打碎。美国(或者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渗透到了全球。”
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大力推行国有企业和资产私有化。1980年美国经济仍处在“滞胀”时期。7月15日通过的《共和党纲领》序言写道：“在国内，经济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今年上半年的物价上涨率达到了一百多年来的最高水平，经济下跌幅度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物价一年上涨10%以上，失业人数达800多万，国内到处都有工厂停产。人民的期待和热望破灭了。”里根在竞选总统期间把批评指向政府，他说：“在当前的危机中，政府不解决问题，问题就在政府自己。”他还说：“人民已经明确表示，他们要求结束不堪负担和不必要的规章”，以及“从劳工嘴里把他们赚来的面包拿走的惩罚性税收政策”。里根在共和党内接受提名后发表演讲说：“美国同胞们，现在是夺回我们的运命、把它掌握在我们手中的时候了！让我们一起以此为一个新的起点，让我们保证在我们这个时代恢复美国精神。”
1980年11月4日，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总统选举结果揭晓。据统计，这位具有丰富演员生涯、年近70岁的老人以496票对45票的压倒多数击败在职总统、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当选为美国第40位总统。里根把企业家看作美国的希望，他在就职演讲中说：“企业家有对自己的信念，有对一种观点的信念。正是这些，创造着新的就业和新的财富和机会。”里根入主白宫后与大西洋彼岸的盟友撒切尔夫人协力推进自由化。
1981年初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经济复兴计划”，人们称之为“里根经济学”。有些人认为，犹如凯恩斯经济学是20世纪 30年代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一样，“里根经济学”是对凯恩斯经济学的革命。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亨利·考夫曼评论认为，里根经济学是几种经济理论的“混合物”，其中包括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等，以货币主义为核心。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贡献是，在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滞胀”现象的情况下，提出了永久收入假说，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体系。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主张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又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并被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等西方一些国家的政治家采取。到20世纪90年代，很多国家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并深受其害。
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与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研讨会，讨论陷入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进行经济改革问题。主办单位的约翰·威廉姆森提出已同与会机构达成共识的十条政策措施，即“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被认为代表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有专家归纳，“华盛顿共识”的核心主张是，为实现私有制企业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及繁荣发展，只要给企业以真实的价格信号，就能够创造稳定的经济环境、最大化的效率和快速经济增长的轨道，从而实现“建立在本国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增长”。20世纪90年代，拉美、东欧等国家纷纷倡导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支柱的“休克疗法”式的转型，采取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转轨战略与政策”。
阿根廷是拉美国家中深受“华盛顿共识”特别是私有化和自由化之害的国家之一。新华社高级编辑、拉美问题专家沈安2009年8月出版的《阿根廷危机的回顾与思考》一书中介绍：在1989年改革前国家掌握着电信、石油、银行等主要大企业，10年后国家掌握的仅剩下国家银行、造币局、核电站和电视七频道等少数重要企业。在1989-1999年间，阿根廷10家最大企业中，有7家已经是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或跨国公司占有多数股份的公司，全国100家大企业中，以阿资为主或全为阿资本的企业仅剩7家。2000年，跨国公司已控制阿根廷出口总额的90 .4%和进口总额的63.3%。10家最大的阿根廷银行中，7家已是外资银行，外资银行控制了全国银行体系全部资产的62%。1999年阿根廷最大的国有企业———石油矿藏局98.02%的股份被卖给西班牙雷普索尔石油公司后，阿根廷90%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控制在8家石油公司手中，90%的燃料供应掌握在4家外国公司手里“这样，经过全面私有化，阿根廷经济命脉的所有部门已经在外资的掌握之中。在跨国公司全面控制经济的条件下，阿根廷国家经济主权已无从谈起。”作者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特别是全面私有化、过度的对外开放和市场化，带来了十分严重的负面后果，最终导致改革失败、危机爆发、改革本身也因此而彻底失败。”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2011年8月17日接受英国《卫报》专访时指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引入了不加管制的经济混乱，致使少数人变身亿万富翁，而千百万人民却因此陷入贫困。
从“伦敦之夏”到“华尔街之秋”的群众抗议示威诉求表明，美英国家广大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受害者。美国少数富豪积累起巨额财富的原因很多，主要问题是财富分配不公和忽视弱势群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与发展》杂志公布的一项报告指出，美国最富有的1%群体享有全国财富之比：20世纪70年代为10%，2008年金融危机前提高到23.5%，到2009年升至约40%，而80%的社会中下层群体仅享有全国财富的 7%。第二，美国富豪、2010年资产达到450亿美元的巴菲特透露，2010年他的纳税税率为17.4%，而他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纳税税率却高达33%至 41%。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原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列茨2011年5月发表在美国知名杂志《名利扬》上的文章指出，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每年拿走近1/4的国民收入。他猛烈抨击金融垄断寡头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控制。他不无担忧地认为，美国具备社会动荡的客观因素。此文发表4个月后，9月17日，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
从里根到小布什，共和党执政20年期间，听任金融市场疯狂炒作，与此同时，大幅度为富人和大企业减税，实施“劫贫济富”的税收政策，导致收入和贫富差距急剧拉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2008年出版的《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中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运动一直试图逆转自罗斯福新政开始的制度和规范。这种逆转最终在里根时代得逞。由于为富人减税和收入分配不公，“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公司主管的平均收入是普通职工的4 0倍，而现在这个数字变成367。”他认为，“这已不仅是社会平等问题，而是美国曾经的一个基本信念和道义的崩塌。”
日本经济学教授服部茂幸认为，罗斯福政府通过实行新政开创了新的时代，现在奥巴马政府需要做的，同样是与穷途末路的新自由主义时代诀别，实行新政开创新的时代。
一次新的经济学革命正在降临
世界经济发展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风险挑战增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2011年11月9日在北京国际金融论坛讲话时警告说，全世界面临“前途未卜且金融动荡”局面的风险，除非各国共同采取行动，抵御发展所遇到的挑战，全球经济有出现“失去的十年”的风险。各国期待一次新的经济学革命，在有效经济理论指引下，重振世界经济。
在科技革命、经济学革命和管理革命的推动下，人类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加快。英国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专著中介绍世界人口，公元0年为2.3亿，公元1000年为2.68亿，1820年达到10.41亿，1998年达到59.08亿。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公元 1000-1820年为0.2%；在第一次技术革命推动下，19世纪为1%；在第二、第三次技术革命推动下，20世纪达到3%。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 2008年1月7日在《上海证券报》发表题为《市场经济与财富》的文章援引美国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家德隆的研究显示，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0年的 250万年间，全球97%的财富是在1750年以后的250年即0.01%的时间创造的。即使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期间，全球财富仍在增加。瑞信研究院 2011年10月19日发表的《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全球财富总值已由2010年1月的203万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6月的231万亿美元，预计未来五年将增长50%，达到345万亿美元。
在人口增加、经济增速加快和财富越来越多的过程中，积累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越来越多，主要是经济增速和资源瓶颈、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大型城市和中小城市、利用外资和利好内资、海外市场和扩大内需、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财富增加和分配不公以及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等十大关系越来越不协调，其中特别是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往往顾此失彼、难以相辅相成。近现代西方经济发展史显示，自由放任主义曾长期占主导地位，即使在凯恩斯主义盛行时期，特殊利益集团及其代理人也顽强抵制宏观干预。日本《中央公论》月刊2011年11月号刊登日本国际基督大学客座教授岩井克人题为《与自由放任主义诀别》的文章指出，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主张就是让那只“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来同时提高效益和稳定。他们认为：当出现商品不足时，市场就会涨价，企业就会增产，消费者社会制约购买，从而使供求关系自动地得到调整；这样一来，资源就会自动实现有效配置；因此，只要市场能够顺利运转，类似恐慌的那种“不稳定”状态就会消除。在2003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甚至高调宣称，“宏观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2004年，现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也宣称“当今世界经济已进入大稳定时代”。然而，仅仅几年之后的现实却全面否定了这些高论。世界经济不仅没有进入什么“大稳定时代”，反而陷入了“大不稳定”的旋涡。岩井克人教授认为：“资本主义的敌人，或者说自由的敌人，其实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自由放任主义。我们必须首先与那种所谓‘资本主义越纯粹其经济效益和稳定性就越高’的自由放任主义诀别，在此基础上才能摸索更好的资本主义模式。”
英国《卫报》2011年10月10日的文章介绍，自1968年以来，那些传播“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理论一直把持诺贝尔经济学奖。特别是在20 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诺贝尔委员会一直支持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和他们关于“纯粹市场”的研究，以自由市场获得经济平衡的理论合乎他们的口味。如今看来，诺贝尔委员会改变了以往的风格，连续两年颁奖给主张经济干预的经济学家。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彼德·戴蒙德、美国西北大学的戴尔·莫滕森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他们力图研究一种理论用以解释为何有大量空余岗位时还会出现许多人失业。皮萨里德斯获奖后随即开始批评英国政府的经济政策，认为政府削减财政赤字的速度过快，增加居民就业至关重要。文章认为，纽约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获得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对芝加哥学派自由市场主义者的一种抵制或抛弃，两位研究央行和政府政策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经济学家获奖或许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调控思想和干预资本主义的一次胜利。
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把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萨金特和西姆斯的颁奖词指出，萨金特展示了“结构宏观经济学”如何被用来分析经济政策的长期挑战，而西姆斯则发展了一种分析经济如何受政策临时变化的影响的方法，譬如利率的提高。“今天，萨金特与西姆斯研究出的方法已成为宏观经济研究领域必不可少的工具。”颁奖词还指出，这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解决诸如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如何受临时加息或减税的影响问题上研究出了方法。
关于结构经济学，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一期发表题为《新结构经济学“新”在哪？》的文章认为，就相似性而言，“新”与“旧”结构经济学都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为基础，并且都承认政府在协助经济从较低发展阶段向较高阶段提升时所起的积极作用。然而，就政府的目标和干预措施而言，新旧结构经济学却有着诸多根本性的差异。从2009年初开始，林毅夫试图重构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并选择以 “新结构经济学”(New Struc-tural Economics)进行新的学术概括和梳理。《财经》杂志2011年11月7日总第325期刊登林毅夫接受该刊特派记者张燕冬采访时谈话的主要内容。林毅夫认为，从经济学角度看，既要“超越凯恩斯主义”，也不应追随“华盛顿共识”，而应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即政府的政策和各种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
自2008年雷曼兄弟投资公司破产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措施缓解主权债务风险或危机以及大规模介入经济调控。美国《时代》杂志2011年10月10日一期载文认为，关于资本主义的整体认知正在重构，甚至一些具有市场倾向的经济学家也不例外。
经济学家、企业家和政治家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智慧探索出市场与政府协调、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相辅相成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和谐持续健康发展。一次新的经济学革命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