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FDI）异军突起，引起了广泛关注。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希望借助发展FDI（特别是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中国出口。
1990年至今，除1993年之外，中国历年贸易收支均为顺差，且顺差规模与日俱增，困扰中国100多年的外汇缺口和国际收支逆差压力逐步消除，又为中国企业发展FDI创造了日益良好的环境。
在宏观层面，上世纪90年代，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FDI流出额从不足10亿美元增长至每年20亿美元以上；2005年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达到118.71亿美元。2009年全球FDI流量锐减43%，而中国FDI流量则创造了565.3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同比增长1.1%，其中非金融类FDI478亿美元，同比增长14.2%。
根据官方统计，截至2009年底，中国12000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设立了1.3万家境外企业，FDI存量2457.5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2009年末，中国境外企业就业人数97万，其中雇用外方员工43.8万人。
与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数据对比计算，2009年中国FDI占全球当年流量（1.1万亿美元）的 5.1%、年末存量（18.98万亿美元）的1.3%，FDI流量仅次于美国（2480.1亿美元）、法国（1471.6亿美元）、日本（747亿美元）、德国（627.1亿美元），居世界第五，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首位，比随后的两个发展中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俄罗斯（460.6亿美元）、印度（149亿美元）分别高23%和279%。
2010年，中国FDI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据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统计，2010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FDI590亿美元，同比增长36.3%。
尽管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影响仍余波荡漾，美日等西方主要国家央行实行的大规模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又严重干扰着世界经济稳定，但中国国内相对过剩资本、庞大且仍在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人民币长期升值压力（尽管短期和中期内可能出现对美元汇率的逆转）等基本因素未变，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发展到了必须寻求跨国纵向、横向一体化的阶段，且别国经济危机更为严重，有助于显著降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市场准入壁垒和经济成本。因此，中国FDI可望继续维持较快发展速度，国内外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FDI流量将迅速超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流量。
作为一个迅速成长的新兴FDI母国，中国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寻求投资者，以至于非洲某国总统和外长在给即将赴华就职的外交官面授机宜时说： “衡量你工作好坏的硬指标，就是看你能从中国吸引多少投资。”而且，中国吸引的并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不少西方国家也在其中，英国等具有自由贸易传统且与中国优势产业不重叠的发达国家尤其如此。
在中国FDI发展的大潮中，一部分中国企业已在世界跨国公司排行中跃居前列。联合国贸发会议《2009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8年，在按国外资产排序的世界最大100家非金融类跨国公司中，中信集团排名第88位。《中国商务年鉴·2010》显示，在按国外资产排序的发展中国家/地区最大 50家非金融类跨国公司中，中国大陆有7家企业入围，即中信集团（第7位）、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第10位）、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第15位）、中石油（第30位）、中化集团（第42位）、联想集团（第48位）、北京控股有限公司（第49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在亚洲
在区域分布方面，就总体而言，与中国对外贸易集中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同，业已纳入官方统计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多数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2009年末在发达国家（地区）直接投资存量181.7亿美元，仅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7.4%。在200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二十位国家（地区）中，仅有美国（第6位）、卢森堡（第7位）、加拿大（第11位）、德国（第16位）、英国（第17位）五个标准的发达国家。
从账面统计来看，中国FDI存量分布以亚洲、拉丁美洲最为集中；2008年末亚洲、拉美的中国FDI存量分别为1313.2亿美元、 322.4亿美元，分别占总量的71.4%和17.5%。特别是拥有地缘和人缘之便的亚洲，吸收的中资境外企业数量最多、中国FDI存量最高。但在资源投资和东道国宽松市场准入政策的作用下，对非洲的直接投资近年来增长最为显著。2009年末，亚洲、拉美、非洲中国FDI存量分别为1855.4亿美元、 306亿美元、93.3亿美元，分别占总量的75.5%、12.5%和3.8%，欧洲、大洋洲、北美洲中国FDI存量分别为86.8亿美元、64.2亿美元和51.8亿美元，分别占总量的3.5%、2.6%和2.1%。
从账面统计数据看，在产业分布方面，中国FDI按存量衡量以第三产业居多，第一产业次之（主要是采掘业）。2009年末投资存量前六大行业依次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729.5亿美元，29.7%）、金融业（459.9亿美元，18.7%）、采矿业（405.8亿美元，16.5%）、批发和零售业（357亿美元，14.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166.3亿美元，6.8%）、制造业（135.9亿美元，5.5%）。
中国投资发达国家障碍最大
高速发展并不意味着中国FDI没有风险。实际上，无论是商业性风险还是政治性风险，在海外市场上都比在国内市场更多；而在不同跨国经营方式中，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风险比单纯的进出口贸易更多。
假如说中国投资就总体而言在发展中东道国得到了更为热烈的拥抱，那么，在发达东道国，中国投资几乎时时处处都会面临保护主义和政治猜忌的掣肘。市场容量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国家迄今吸收的中国直接投资之所以明显少于发展中国家，这是重要原因。
正因为如此，在2010年欧洲经济风雨飘摇之际，《外交政策》西班牙语版主编克里斯蒂娜·曼萨诺等人在《新欧洲》杂志以“让中国来拯救欧洲”为题撰文，批评欧洲对中国投资的保守心态与做法：“让中国来拯救颤颤巍巍的欧洲经济吧！外国投资一直是支撑经济复苏和增长的有效方法。不幸的是，大部分欧洲人对危机的反应正朝着相反方向发展。各种新规定不利于外国资本流动。”
许多东道国对中国投资市场准入要求比较严格，自有其必然性。因为就总体而言，中国是国际直接投资市场上的新玩家，而无论是个人、民众、机构还是政府，对新加入游戏的玩家都有个适应、习惯的过程，这是人之常情；我们需要投入足够的耐心和时间，让越来越多的东道国、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适应和习惯中国投资的发展。
问题是某些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倾向太强，如从昔日的欧共体到如今的欧洲联盟，在国际贸易界的“欧洲堡垒”名号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正日益向阻碍中国方兴未艾的海外投资领域蔓延，这对于中国的“黑字回流”、对于欧洲分享中国机遇并无裨益。既然欧洲人老是抨击中国对欧贸易盈余（黑字），为什么又要对中国的“黑字回流”推三阻四呢？
更糟糕的是，作为守成霸权，西方国家相当一部分势力把崛起的中国视为新兴强有力挑战者，使得事情分外复杂，这一点在美国最为突出。从 1990年初布什政府援引《埃克森-弗洛里奥修正案》由总统直接出面阻止中国航天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收购西雅图曼可公司，到中国华为公司2008年联合美国基金贝恩资本竞购3Com公司、2010年竞购摩托罗拉公司移动网络业务受阻、2011年被迫退出收购美国服务器技术公司三叶系统公司部分资产，中国制造业企业在美国资本技术密集行业的直接投资项目一次又一次因美方的“国家安全”理由而受阻。
通过开放经济实现了长足发展的中国愿意与别国分享发展成果，无论是2000年以来中国进口增速比世界进口增速高一倍，还是中国FDI突飞猛进，抑或中国对外援助发展，都表明了这一点。而别国要想分享“中国机遇”，从企业到政府都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作出相应调整。
我们完全可以对中国投资更严格的安全审查视为对中国发展成就的另类认可，我们必须承受这种崛起的代价，这是大国崛起过程中无可逃避的阶段；但发达东道国必须明白，怎样做才符合他们本国可持续发展的利益。愿我们的贸易伙伴能够通过包容之心来增进国家利益。